天氣成了豬價的“風向標”。
從豬價的表現來看，2024年對于養豬行業來說，日子并不算太難過，這還要歸功于2023年的寒冬。
自2024年5月起，生豬價格一路攀升，從約15元/公斤漲至8月中旬超過21元/公斤。盡管隨后出現了一定的回調，但在10月之前，豬價依然保持在17元/公斤以上的高位。
這波漲價潮無疑讓養豬企業嘗到了甜頭。2024年前三季度，牧原股份實現歸母凈利潤104.8億元，同比增長了驚人的668.9%；溫氏股份則實現歸母凈利潤64.08億元，同比增幅達到241.47%。
2024年豬價之所以展現出“淡季不淡”的特點，產能下降確實是其中一個因素。農業部數據顯示，2023年8月和2024年1月期間我國能繁母豬累計環比下滑了約9%，理論上，這會導致2024年5月至10月期間的生豬供應相對緊張。
而寒冷天氣是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。
2023年可謂是一個寒冬，低溫引發了仔豬腹瀉，導致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間，仔豬的存欄量環比累計下降近10%，這直接影響了6個月后的生豬供應。
以上變化讓養殖戶對豬價有了樂觀預期，開始惜售。隨著豬價上漲，壓欄和二次育肥行為更加積極，推遲了產能的釋放，最終引發了豬價的超預期上漲。
可以說，2023年的寒冬讓2024年養豬人的日子不至于太難過。
但2024年是暖冬，這一氣候變化無疑為養豬行業釋放了一個不太樂觀的“信號”。
暖冬是豬價的“壓制器”
溫暖的天氣將減少仔豬疾病的發生和傳播，對生產效率PSY（每頭母豬每年所能提供的斷奶仔豬頭數）影響有限，這種反差或許讓養豬人在2025年不會那么輕松。
在基本分析框架中，影響豬價的是供需兩端，但由于我國豬肉需求較為穩定（我國豬肉消費量自2014年開始萎縮），因此對豬價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供給端。
從生長周期上看，一頭能繁母豬（指已經生產過仔豬且能夠繼續繁殖的母豬）到生豬出欄，通常需要約10個月時間。其中，母豬的妊娠期為4個月，剩下的時間則是仔豬的成長過程。即仔豬存欄量是提前6個月判斷生豬供應的先行指標，而能繁母豬存欄量則決定了10個月后的供應情況。
換句話說，2025年1月到12月的生豬供應量，不僅會受到2024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間仔豬存欄量的影響，還與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間能繁母豬存欄量息息相關。
農業部數據顯示，我國能繁母豬在2024年4月停止去化，此后連續7個月環比回升，對應2025年2月生豬供應也呈遞增態勢；且暖冬并未對生產效率造成顯著影響，2024年10月和11月期間，仔豬存欄量僅環比下降0.6%，遠低于2023年同期5.4%的下降幅度。所以我們預判2025年生豬供給是非常寬松的，豬價會保持低迷。
那么，2025年豬價是否會像2024年一樣迎來一波階段性上漲行情呢？
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。當前市場環境下，養殖戶對未來豬價同樣保持謹慎態度，這樣就很難看到像過去那樣積極壓欄和二次育肥（以下簡稱“二育”）現象了。
我們一直在強調二育的重要性，它們究竟如何影響供給端？
具體來說，壓欄是指生豬雖然已達到正常出欄體重（110-120kg），但養殖戶卻選擇繼續飼養，期待更高的賣價；而二育則是指養殖戶在豬價上漲時，購買一些尚未達到正常體重的生豬，進一步飼養直到其體重增加后再出欄。
這兩種行為本質上都是養殖戶為了追求更高的賣價，選擇延遲出欄，導致短期內豬肉供應減少，而在未來幾個月，供給會集中釋放，從而形成更大的供給壓力，對豬價產生短期沖擊。
根據涌益咨詢數據，2024年10至12月的計劃出欄環比增量分別為4.3%、1.7%和5.4%，而實際完成度分別超出了計劃增量的4.2%、1.6%和6.5%，這一增幅明顯高于2022年和2023年同期。
根據卓創數據，11月和12月初的出欄均重分別為125.32公斤和125.99公斤，同比分別增加了1.59公斤和1.26公斤。這也解釋了為何豬價在2024年腌臘旺季并未如預期那樣“火爆”，反而出現了下跌的情況。
總之，供給端的增長，疊加實際疫病減少讓生產效率有所提升，以及二育行為的減弱，我們對2025年豬價的預期比較悲觀。
與此同時，市場對未來豬價也極致悲觀。
從生豬期貨來看，2503和2505合約的價格都在13元/kg左右，2509和2511合約也僅僅在14元/kg徘徊。這意味著，市場對2025年豬價的預期幾乎停留在“現金成本線附近”，產能無法有效出清，又缺乏盈利空間，整個市場的預期已經跌到了谷底，似乎沒有比這更糟的情況了。
豬周期趨向微利模式
2025年并非個別現象，長遠來看，豬周期將逐漸從高彈性階段過渡到低利潤率時期。
原因并不復雜——產能難以大規模出清，又沒有生豬養殖企業大舉擴張，生豬產能會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，這就削弱了豬周期的周期性波動。與此同時，行業競爭日益加劇，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持續縮小，逐步進入了一個低利潤率時期。
先說為何生豬產能難以大幅出清，這背后主要有兩層邏輯：
（1）市場參與者的虧損承受能力明顯提高，這也是我們過去常提到的產業中的一個重大變化。在之前，我國生豬養殖參與者7成以上是散養戶，這些散養戶的規模較小（出欄量通常不超過500頭），資金實力相對薄弱。
而隨著環保政策以及非洲豬瘟的清退，大量小規模散戶退出市場，500頭以上規模的養殖場開始占主導地位，從2011年的36.6%提升至目前的70%左右。相比散戶，規模場融資能力相對更強，虧損承受能力也更高，因此即使在豬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，它們也能夠維持甚至擴大產能。
豬周期在資本介入后逐漸失去規律性，逐步弱化，這也是本輪豬周期被拉長的主要原因。
（2）現在處于生豬養殖盈利周期，是主動去化的阻力。本輪豬周期起始于2018年6月，下行周期始于2019年10月，至今已經持續了4年多時間。在這期間，豬企們經歷了4輪“虧損底”，如今終于迎來了本輪周期的第二個盈利周期，自繁自養模式自2024年6月開始有利潤。
豬企盈利的背后，不僅有豬價上漲的推動，還有養殖成本的下降。上游飼料（玉米和豆粕是主要原料）價格持續回落，疊加豬企的降本增效，行業平均養殖成本已從2023年底的15.7元/kg降至當前的15.5元/kg。這一變化提高了豬企的抗風險能力，也使得行業產能的“自我調節”變得更加困難。
那么， 行業究竟什么時候才會出現主動去化的局面？
理論上，只有當豬價跌至行業的現金流成本以下，即低于13.5元/kg時（行業的非現金成本約為2元/kg），豬企才會面臨現金虧損，屆時才有可能出現主動去化的情況。截至2025年1月12日，我國生豬（外三元）價格為16.3元/kg，距離這一現金成本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。
因此，單靠主動去化很難推動豬周期反轉，真正的轉機可能來自被動去化。具體來說，有兩個主要因素可能觸發這種被動去化：一是豬病爆發，包括藍耳病、口蹄疫和非洲豬瘟等；二是政策的強力干預。
再說為何生豬產能短時間內也難以大幅擴張？
首先，在上述背景下，養殖戶也放低了豬周期反轉的預期，其補欄的意愿自然隨之減弱。
其次，在這一輪豬周期中，豬企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財務壓力，擴產的能力已大幅減弱。
經歷多個虧損周期后，豬企在上行周期積累的利潤幾乎被耗盡，普遍面臨財務困境。資產負債率超過60%已成常態，最嚴重時，6家豬企的負債率超過70%，其中2家突破80%。
所以在本輪盈利周期中，養殖戶并未像以往那樣瘋狂擴張，而是更為謹慎，選擇將盈利用于修復資產負債表。我們預測，在資產負債表明顯修復之前，豬企難以進行大規模擴產。
總而言之，豬周期的弱化導致行業缺乏劇烈波動和短期高收益，投資者不能再單純以周期股的視角評估該行業，因為豬肉股的業績和估值上限已被產業趨勢所限制。
同樣，養殖戶也需要重新審視這一行業。
警惕紅利陷阱
隨著豬周期進入微利模式，豬企的成長性將更多依賴于成本控制和運營效率，而不是單純依靠豬價波動來獲得高額利潤。
在沒有品牌溢價、同質化嚴重的情況下，豬企的核心競爭力最終體現在養殖成本上。誰能有效控制成本，誰就能在微薄利潤下保持競爭優勢。
正如我們在過往文章《資本毀掉了豬周期》中提到的，豬企只有通過提升管理水平、減少非標準化環節損失并提高生產效率，才能有效降低養殖成本。
除此之外，豬企必須警惕盲目擴張，過度膨脹的規模可能帶來成本失控。在快速擴張過程中，豬企往往需要大量招聘新員工，導致高比例的新員工可能出現執行問題，影響生產和防疫操作。此外，新員工融入企業文化的難度可能影響整體生產效率。這正是我們反復強調生豬養殖行業具有“規模不經濟”特點的原因，尤其當產能達到500萬頭時，問題更加突出。
回望過去，行業紅利曾讓很多豬企一時風光，但也讓他們不知不覺陷入了“過度擴張”的泥潭。正邦科技、*ST傲農和ST天邦等豬企，便是典型代表。
就像牧原股份董事長秦英林所說的，行業紅利越高，把企業帶入深淵越深，紅利是陷阱，逐利有風險。
2018年6月開啟的這一輪超級豬周期讓很多養殖戶在短期內賺取了豐厚利潤，但隨之而來的是資本過度涌入，導致生產能力過剩和資源浪費。這樣的過度投入不僅讓很多豬企陷入困境，也讓行業的競爭格局發生了變化，過去的紅利反而變成了“陷阱”，使得行業整體陷入了更深的危機。
而最后為行業“買單”的，除了盲目擴張的豬企，還有那些缺乏經驗的養殖戶和新進入者。他們對豬周期的規律缺乏準確判斷，可能會在高利潤的驅動下容易盲目投入；當市場轉冷、豬價下跌時，他們由于缺乏足夠的抗風險能力，很難堅持下去，最終可能被迫退出。
所以大家在行業紅利出現時，應保持理性，不要盲目跟風，要做好風險預判和準備，避免成為紅利“陷阱”的受害者。尤其是在2025年豬價預期不高的時候，要謹慎參與。
那么，機會何時會出現？或許要等一些外部催化，如政策干預或疫病爆發，甚至一個寒冬，都可能會醞釀出不錯的機會。
